一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不朽的著作《史记》成为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之一。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享年46岁。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临死时说过这样的话：“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周朝的天官即主掌天文历法的官员，当时的制度是历史学家与天文学家兼于一身。
从周至汉，历史漶漫，司马家族的世系亦无法全部准确地考证，从多种史述零星的记述来看，司马迁可靠的先人应是在秦惠王朝廷供职的司马错，他曾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辩论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随白起参加过攻击赵国的长平之战。此战坑杀赵国士卒有45万之多。后来，因为白起在朝中与范雎为敌，触怒秦昭王被赐死。司马靳作为白起的亲信也一同被赐死。司马靳死时，距司马迁出生尚有125年。
    司马靳的孙子是司马昌，当过秦始皇朝廷的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怿当过刘邦朝廷的汉市长。在汉朝，凡治邑超过万户的称令，不足万户的称长。司马昌的儿子司马喜，在汉朝第三任皇帝手上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汉朝爵位最高者为第二十等爵，司马喜是司马迁的祖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之间当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官名，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太史令”，称“公”是楚制。司马迁追慕楚文化，所以用楚制称呼其父，后来亦自称。
    从有记载的史料来看，司马错之后，司马家族虽屡为朝廷命官，但一直没有人担任史官。司马谈可谓继承了远祖之事业。他担任太史令达31年之久，他死时，司马迁28岁。
司马谈学问博洽，他将上古学问分为六派，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并对多家学问的得失，给予确切中肯的批评。这一点，对司马迁治学精神的培养非常重要。司马谈作为兼管天文的史官，对汉代的封禅制度有很大的贡献，传至今天的祭坛便出自他的首创。在汉代，封禅是一件大事。司马谈帮助汉武帝确立了封禅制度，可谓功不可没。
    但司马谈却未能等到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便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听了这番话，涕泪横流，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可以说，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力，来源于他的父亲的遗命。他很快就继承父亲官职而当上了太史令。上任之初，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昭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9年的时候，朝廷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李陵讲话，惟有司马迁秉公直言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当即下旨将司马迁关进大牢，第二年，又将司马迁处以宫刑，这一年，司马迁38岁。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曾沉痛地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可见腐刑(即宫刑)是最让人受辱而不可忍受的。依司马迁刚直不阿的性格，他本可以慷慨一死以保尊严，但因为他不可辜负父亲伟大的遗命，故忍且偷生。
    《史记》应自28岁时开始写作，完全成书则是45岁。共130卷，52.4万字。《史记》既是中国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中国杰出的文学经典。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肯定乃是告诉世人：《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二
    司马迁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杰出人物，将他的生平搬上舞台或荧屏，还尚未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品。我认为，将这个人物搬上话剧舞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弥补话剧艺术史上的空白。我国的话剧尽管产生过不少经典力作，但以司马迁为主要人物的话剧，到目前为止，尚属空白。
    其二，司马迁是个著名历史人物，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不在于开疆拓土，亦不在于铁马金戈的生涯，而在于用一支“惊天地泣鬼神”的狼毫，谱写出独步千秋的史诗。因此，他的事迹及坎坷生平适宜于用话剧来表现。
    其三，当下之世，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之中，文化繁荣是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民族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讴歌历史中的杰出人物，亦应是文化复兴题中应有之义。
若探求司马迁之政治观与民间精神，尤其有其独特的意义，对今天的历史进程也有着借鉴的作用。他的史学，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目标。他的政治观点，在《史话》中多有表述：
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循吏列传》)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的代表者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之下，有两个文化上的代表人物，一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另一个就是司马迁。让司马迁这个人物在话剧舞台上重新复活，让今天的观众从司马迁身上看到古代士人的高贵精神以及中华文化伟大的创造力，是一个作家应尽的责任。
                                               三
    司马迁虽然景仰孔子，但他自己却深深喜爱楚文化，因此，他写作的《史记》始终激情磅礴，想象飞腾，在史学的严谨中显露出浪漫诗人的情怀。
    通过《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学问超过了父亲司马谈，他的性格也比父亲要热烈而浪漫得多。如在《游侠列传》中他脱口而出的评论：“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这样的语言，如其说是史家，不如说是诗人。
    以上这样的评价不胜枚举，它们不但没有减损《史记》的价值，反而增加其光芒。关于《史记》的历史地位，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记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司马迁》这部话剧剧本采取以司马迁的生平事件为经，以《史记》的写作为纬，互为交织，虚实相生，动静相宜，始终洋溢着浪漫的诗情与生动的细节。整个剧本的情节布局是：
    当孤军深入大漠征战的李陵将军投降匈奴的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刘彻当即下令将李陵家族满门诛杀。朝廷百官莫不噤若寒蝉，惟有太史令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辩诬，汉武帝十分震怒，将司马迁打入死牢。当司马迁准备迎接死亡时，汉武帝念及司马迁的才华，将腰斩改为宫刑。这个打击对于司马迁来说，比死亡更难接受。但为了写作《史记》，在生与死面前，他作出了艰难的抉择……
    他回到故乡，独住寒窑，十易寒暑，完成了《史记》。当他重回京城，已经物是人非，他的老友任安因追随太子而被腰斩，而他写的《报任安书》再次引来汉武帝的愤怒，在思子宫里，就生与死、英雄与懦夫等等问题，司马迁与汉武帝展开了思想上的巅峰对话。宫刑、故乡、大雪、立春、殉道……每一幕皆与司马迁本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文:熊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