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朝贡文化历史悠久，丰富深厚，独具特色。它既是制度文化，又是民间文化；既是宫廷文化，又是大众文化。它是博大精深、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朝贡文化及其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朝贡制度产生朝贡文化
中国的朝贡文化渊源于中国的朝贡制度。没有中国朝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朝贡文化的产生和传承。因此，要谈中国的朝贡文化，首先搞清楚中国的朝贡制度。近些年来，研究中国朝贡制度的专家学者虽然不是众多，但也不乏其人。研究者对中国的朝贡制度虽然还持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已取得基本共识。朝贡制度是指藩属国对宗主国，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诸侯列国和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君主按时朝拜进献礼品与方物，而中国王朝则对其进行封赏、回赐等方式，用以体现天朝、天国一统江山和恩典的一项规范有序的基本制度。也有专家学者将其称之为贡赐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贡上”与“赐下”的制度。朝贡制度在中国的萌芽、产生、完善成熟、衰落、消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的贡品文化最早萌芽和出现于何时?著名文化学者王永宽考证：“最早出现于伏羲时期。关于伏羲的命名就与贡品有关。应劭《风俗通义》云：‘伏者，别也，变也；羲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创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后世称进贡为‘贡献’实际上其源头就在于此”。自古以来，是“从下献上”谓之贡，“贡献”就是进贡、朝贡，多为进献之物。伏羲时代，已有“进贡”出现，但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真正的贡献制度起于夏禹时代。那是因为古代文献记载。《尚书·禹贡》开篇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任土作贡”即“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赋之差”。即根据土地的肥瘠和所产物品，以确定贡赋之数量的多少。太史公司马迁考证指出：“自虞夏以来，贡赋备矣！”大禹是皇帝的玄孙，是夏朝第一个国君。说夏禹是贡献制度的首创者，夏禹时代出现了贡献制度是言有之理，考之有据的。付百臣教授考证认为“‘朝’是觐见天子之意，‘贡’则是向天子进献物品”。“古代文献中‘朝’和‘贡’合在一起使用，始见于《汉书》记载西域诸国时所用‘修奉朝贡，各以其职’一语。此后，在历代所撰正史及《明实录》、《清实录》中，朝贡几乎就是中外官方交往的同义词”。（见《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绪论第2页）。
自大禹后，从夏、商、周，到秦、汉、唐，元、明、清，历朝历代都建立有朝贡制度，而且是不断完善，不断规范，不断丰富发展的。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周语上》记载的周初分封的五服制，即“夫先王之制：邦内旬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明确规定了朝贡的区域、时间和物品。“先王之训”就是周王朝对国内诸侯及边疆民族政权所规定的朝贡制度。
两汉时期“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174页）。因此，汉王朝气魄宏大，雄视千古，气吞天下的华夏中心意识和大一统观念极强，依仗强大的综合国力将中外关系、周边国家、地方政权和少数民族全部纳入“华夷”秩序和华夏礼制轨道，在先秦朝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朝贡制度。形成整套的朝贡体系。匈奴及西域诸国、南越、闽越及夜郎等地方政权都纷纷向汉王朝朝贡并接受其册封。
隋唐时期，特别是盛唐时期是中国朝贡制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隋朝的建立意义重大，彻底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分裂，统一了中国，实现了社会的安定。隋朝刚一建立朝鲜半岛的百济就称臣纳贡，而后与百济、新罗等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隋朝时间极短，建朝只有37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顶峰，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强盛的国家。唐王朝坚信“盛世无忌”“四夷自服”。唐朝时期的中国不仅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朝贡制度的中心。唐朝以宏伟惊人的气魄，开创了朝贡制度的新局面。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与唐朝建立宗藩朝贡关系的国家和民族方国竟达“七十余番”（《唐会要》第49《僧尼所隶》）。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文献的记载，在唐朝初年新罗等国入唐朝贡都十分积极，基本上都是每年一贡，有时是一年两贡。国内有专家考证，在唐一朝仅新罗朝贡多达120余次。唐王朝对前来中国朝贡的藩属国的国王或国王派遣来的使者非常重视。当他们长途跋涉到达长安后，把他们安排在较好的馆驿住下，一般情况下都由唐朝皇帝接见和宴请，给予很高的礼遇。唐朝接受朝贡的礼仪很多，很讲究，很规范，使朝贡者感到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和尊严。
到宋朝、元朝时朝贡制度从未间断过。尤其是到明朝时期，朝贡制度发展到最完善，最繁荣，最规范的鼎盛时期。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从1368年即位之始，则重视调整国内各地方政权和周边国家及世界有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重视国家的朝贡制度。元朝是以武力征服高丽等国家建立宗藩关系，强迫人家朝贡。而明朝与众多国家和地方政权都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了坚实的朝贡关系。明朝历代的皇帝都把朝贡制度当做治国安邦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中国的朝贡制度在明代达到最完备的鼎盛时期，除国内的地方政权外，仅对外的朝贡国多达一百多个，《明史》记载为148个，《明会典》所列为160多个。如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始终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明王朝在中国历朝朝贡基础上建立了更加完备的朝贡制度。一是确立了“厚往薄来”的原则。对藩属国进贡的物品，大加回赐。明朝皇帝是讲政治的，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进贡的物品，更看重的是确立明朝华夏一统，“天下共主”的政治效果。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了很多国家和地方政权朝贡的积极性。二是建立专门负责的朝贡管理机构。明朝的朝贡事务由礼部负责。洪武元年（1368年）礼部下设主客司以“分掌诸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三是建立大规模的有档次的会同馆。会同馆是专门接待朝贡国王及使者住宿的驿馆，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四是建立四夷馆。四夷馆是专门的翻译机构。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都有对外的翻译官，但建立专门的翻译机构还是始自明代。五是确定为三年朝贡一次，即三年一贡。这只是基本要求。有的国家如朝鲜，时常是一年三贡，甚至于是一年四贡。朝贡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甜头和实惠，所以他们都自愿朝贡。明王朝以中华大国宽容和友善的态度对待朝贡国，朝贡国也以真诚敬仰的态度对待明王朝。二者互利互惠，取得双赢。明朝皇帝得到尊严，巩固了封建统治，朝贡国家和地方政权得到实惠，找到靠山。
清朝于1644年建立，是少数民族入关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皇帝从顺治和康熙开始，仍传承明代的朝贡制度。继续实行“厚往薄来”“柔远致人”的朝贡政策。在清朝初期、中期，朝贡活动从未间断。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特别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综合国力减弱，受到外来帝国的欺凌侵略，朝贡制度消亡结束。
纵观中国的朝贡制度，它确实是一种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厚重文化内涵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有两大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丰富影响最为深远。一是科举制度，一是朝贡制度。这两者作为制度文化来讲是任何制度文化所不能相比的，这两种制度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和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证成果来看，中国的贡品制度和贡品文化不是一朝一夕所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四千余年的历史发展，才形成了完备的贡品制度和深厚的贡品文化。简言之，中国的贡品制度和贡品文化它萌芽于伏羲时期，雏形于夏禹时期，形成于两汉时期，大发展于隋唐时期，鼎盛于明朝时期，衰落和消亡于晚清时期。
从朝贡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被朝贡的宗主国和王朝都是当时历史时代的强盛国家和王朝。因此，才众星捧月，人心所向。中国的汉唐最为强盛，明代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朝贡制度也最为昌盛。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穷国无外交，弱国无朝贡，小国无宗主。
中国的朝贡制度之所以传承持续四千余年，是因为它有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朝贡制度尽管存在着君臣、上下级不平等的关系，但在此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和平、和谐、友好、互利始终是其主流，是其双赢。这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外贸及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
1、藩属国对宗主国进行朝贡，并采用中国王朝的年号、年历以表臣服；宗主国对藩属国进行丰厚的回赐、封赏以体现天朝的恩典，构建像走亲戚一样的和睦友好关系，从而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对抗和战争，这在政治上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2、由于朝贡制度实行“厚往薄来”的回赐和并与贸易往来挂钩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朝贡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如朝鲜半岛、越南的古代国家都曾经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中国王朝也得到了周边国家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拥护和支持，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声望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3、由于朝贡国的频繁往来，他们接触了中华文化，特别是他们切身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华文化带回本国，在本国社会扎根开花。有不少国家都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代书籍及民间风俗带回本国进行阅读和效仿。如朝鲜半岛的新罗曾频繁向唐朝朝贡，认真学习唐朝汉文化，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称雄于半岛南部。朝贡活动的交流，也是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朝贡制度已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和重要手段。长期以来，对外深入人心，行之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也应该说是朝贡制度的一大历史功绩。
4、国内的地方政府、少数民族政权、诸侯列国向皇帝朝贡，自觉接受王朝皇帝的统治，王朝皇帝接见他们、封赏他们，这样以来，也非常有利于国内的政治和谐、社会稳定和国泰民安。
二、非遗文化极其深厚
贡品文化丰富厚重，绚丽多彩。我认为其最重要的的文化内涵除上述谈到的制度文化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千年来的贡品是多种多样的，但重要的还是本国本地的方物（即土特产）和手工艺品。所贡方物有植物、动物、矿物、药物、农作物产品等，这些产品虽是物质产品，但包含和充满着大量的颇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植物、农作物、药物产品的种植、管理、采集、加工、储藏；动物的养护、培训、使用；矿物的识别、开采、加工等等技能和经验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品是心灵手巧的人们亲自设计和制作出来的，更是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历朝历代的方物贡品无一不是当地品质最优良、品牌最响亮的最难得的土特产。手工艺贡品都是本国和当地最精美绝伦的、最有代表性和艺术性的物品。两者绝对没有假冒伪劣的东西。所以古代贡品的经济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使用价值，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那是相当高的。
历来的贡品有两种，一种是内贡，一种是外贡。内贡是指地方政权、诸侯列国和少数民族方国向皇帝进献的贡品。外贡是指藩属国向宗主国进献的贡品。拒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的贡品多达3000余种，有些贡品至今还存活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有众多贡品处于濒危消亡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对中外贡品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挖掘、保护，使之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
在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政权，不同的时代所进献的贡品也有所不同。如隋唐时期朝鲜半岛新罗和百济所贡方物多是本国的人参、牛黄等贵重药材和朝霞锦、大小花鱼牙锦等纺织品及金银首饰品。元朝时，高丽所贡之物多为动物的皮货及手工艺品，如獾皮、野猫皮、虎豹皮、熊羔皮及金瓶、银大尊、画扇、白银满镂瓶等。明朝时朝鲜半岛的李朝向中国皇帝朝贡，贡品多是种马和金银物品。明朝皇帝和军队十分喜欢李朝的马匹。东北亚、东亚、东南亚众多朝贡的国家都不断将本国的最有价值的方物和手工艺品进献给中国王朝。与此同时，中国王朝给其回赐的物品也多是中国各地的方物和手工艺品。
国内的府、郡、州、县及少数民族政权、诸侯国等给历朝皇帝所进贡品也时常是本地域的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土特产如，天津小站大米，黑龙江五常大米，广西合浦芋头，广东增城荔枝，山东胶州大白菜，东北的鳇鱼、山东的海参等粮食水果和水产品；西藏的红花、麝香、羚羊角，青海的冬虫夏草，宁夏的枸杞子、甘草、四川的黄连，云南的三参，东北的人参，山东的阿胶等中药材；浙江的龙井茶、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和福鼎、政和的白茶，苏州的碧螺春茶，安徽的祁门红茶，六安瓜片，河南信阳的毛尖等等茶叶；毫州的古井贡酒，江西吉安的堆花酒，浙江温州的九珠潭老酒汗等名酒均为贡品。手工艺品如苏绣、湘绣、蜀绣、苏州的金砖、木雕、缂丝，河南洛阳的唐三彩、禹州的钧瓷、汝州的汝瓷、江西景德镇的白瓷，河北曲阳的定瓷、石雕，新疆和田玉雕，福建的寿山石、浙江的湖笔、安徽的宣纸、徽墨，广东的端砚，河北藁城的宫灯等等全国各地手工艺品数不胜数、精美绝伦都是上乘的贡品。
研究贡品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主要还是研究国内的。国外贡品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尚未掌握在我们国内人手中。国内的贡品，无论是土特产还是手工艺品都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往往是一品一故事，一品一历史，一品一传奇，一品一珍宝。人们时常是，说贡品，讲故事，论历史、谈文化，搞收藏。贡品是精品、贡品是品牌，贡品既是有形的物品，又是无形的财富。是否如此，请看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贡品。
人参历来是相当名贵的中药材，产在吉林省长白山和朝鲜半岛一带，能大補人身之元气，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古人常用独参汤抢救危重病人。人参历来是皇宫必备和皇帝必需之品。因此，人参成为历朝历代中外贡品。东北的地方政权和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新罗、百济、高丽的贡品中都少不了人参。人参有野山参和林下参、园参几种。野山参最为昂贵，古有“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之说（十六两为一市斤），而林下参和园参也非常名贵。“林下参”和“园参”是人工移植在山林之下或种植在园林内的人参。人参的采集、挖掘、移植、种植、加工、储存和使用都很有讲究。我国东北长白山一带有人参世家，祖祖辈辈靠采集、种植和加工销售人参为生，他们都有特殊的技能和经验，秘不示人，代代相传，因而形成了人参文化。野山参贵如黄金，但在旧社会挖参人依然过着贫困生活。如东北广泛流传的挖参歌谣：“挖参苦，挖参苦，衣服破了没人补，最怕碰上狼和虎；饿了没米把粥煮，老婆孩子同受苦。”（《中国歌谣集·吉林卷》第371页）。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民间文艺家陆续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关于人参故事传说，如《人参娃娃》、《人参姑娘》、《歪脖子放山》《挖人参的小媳妇》等等作品，后来，有的地方还将这些传说故事改编制作成了木偶、皮影和动漫片、连环画，人们争相阅读、观看，广泛流传，深入人心。
茶叶在古代贡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文化价值。茶叶作为贡品起源于西周。从西周到清朝它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贡品。自古以来，在国内贡品中和皇帝回赐外国朝贡使者和贡品贸易中，时常都有名茶。如大红袍、龙井、碧螺春和白茶，都在社会上享有盛名。这是因为除了它们的品质优良之外，其文化内涵更为重要。人们喝的是茶，享受的是文化。就说福建武夷山的大红袍吧！它是绿色植物所产的绿色茶叶而为什么叫“大红袍”呢?有其动人的故事和美丽传说。相传在明朝有一书生（举人）晋京赶考，长途跋涉路过武夷山时，病在路上，幸被山中天心寺老方丈看见，把他接到寺内，随即泡茶一碗给他喝下去，果然病愈。书生晋京后金榜题名，得中状元。后来，有一年春季，那位书生回到武夷山谢恩，见到三株茶树，枝叶茂盛，吐着一簇一簇嫩芽。方丈说，你去年犯的臌胀病就是用这种茶树上的茶叶治好的。第二日，方丈带领大小和尚采下茶树嫩芽，精工制作，装入锡盒，让状元带去京城备用。回京后，正值皇后也患鼓胀病而肚疼，卧床不起，状元立即献上此茶，让皇后服下，茶到病除。皇上大喜，则将一件身穿的大红袍交给状元，让他代表皇上去武夷山封赏。到山中，状元命一樵夫爬上半山腰，将御赐大红袍披在茶树之上，以示皇恩。当方丈等人掀开大红袍时，三棵茶树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红光，都说这是大红袍染成的。而后，人们就将这三棵树叫做大红袍。有位名人在石壁上用榜书刻写了“大红袍”三个字。从此以后，“大红袍”名扬四海，一直成为重点贡品。近些年来，笔者两次去武夷山带非遗专家和书画家考察和写生，看到大红袍茶树时则肃然起敬。大红袍茶树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树，而是一簇簇的灌木，一簇为一棵，长在武夷山中一个山崖的岩石之上。现有六棵，紧挨相长，有三棵大的是明代野生的，树龄至少四、五百年以上，另外三棵是清代人工栽种的。这六棵大红袍是武夷山所有大红袍的“母树”。这六棵大红袍因生长在半山腰间，不用人工浇水、不用施肥，更不用喷洒农药，全靠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内自然生长，其年产量极低，六棵只产八两多，所以极为珍贵。这六棵大红袍茶树至今生长茂盛，堪称一大景观。凡到武夷山的游客，第一站多为观看大红袍茶树，品尝大红袍茶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送给他四两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而尼克松对周恩来总理开玩笑说：“毛泽东这样一位大人物，你们这样一个大国家，为什么只送给我四两大红袍？”周恩来总理幽默而风趣回答：“我们国家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一年才产八两，毛泽东主席送给了你四两，就等于送给你了半壁江山。”尼克松听后深感礼物的珍贵。现在市场上出售的、我们所喝道的“大红袍”都是武夷山中及其该山周围所产的，质量也很不错，我们仍然享受的是贡品。
我国历代皇帝，大多与茶有不解之缘。如宋代皇帝宋徽宗赵佶，酷爱喝茶，精通茶艺，被后人称为“茶痴皇帝”。他还撰写了《大观茶论》一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皇帝所写的茶叶专著。此书对北宋时期的茶事、茶艺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论述。宋徽宗赵佶皇帝喜欢茶，但尤喜白茶。福建省政和县原名为关隶县。政和五年（1115年）关隶县官员将白毫银叶茶作为贡品，宋徽宗品尝后龙颜大悦，神清气爽，于是批准关隶县改为政和县。除此以外，如浙江安吉的白茶，福建福鼎的白茶知名度的提高都与皇帝的喜欢和推崇有密切关系。还有明代的朱元璋，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一生享用贡茶和重视茶文化。清人王彦奎在《柳南随笔》一书中记载，清圣祖康熙皇帝，于康熙38年（1699年）春，第三次南巡苏州太湖。苏州巡抚宋荦以精制的“吓煞人香”茶进贡，皇帝以其名不雅观，随题名为“碧螺春”。碧螺春高雅茶名就是这样得来的。还有龙井茶的知名度与清朝乾隆皇帝有直接关系。杭州狮峰山下有个龙井村，村里有一眼宋朝苏东坡书写的“老龙井”。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有四次到西湖龙井村品尝、赋诗并将“老龙井”的18棵茶树封为“御茶”。从那以后，浙江的贡品每次都少不了龙井茶。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如白居易、韦应物、蔡襄、陆游、苏东坡及当代的文化名人郭沫若、赵朴初等等，都创作了大量的咏茶的优美诗篇。唐代的大学者陆羽的专著《茶经》，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经典之作。要说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也毫不为过。
在贡品文化中，中国的酒文化也首当其中。中国的酒文化历史也很悠久。如大家所熟知的诗句，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李白的“李白斗酒诗百篇”，曹雪芹的“举家食粥酒常赊”等相当深入人心。据专家考证，中国酿酒历史悠久，名酒作为贡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如“古井贡酒”，明显就是贡品。还有江西吉安的“堆花酒”在江西也是有名的贡酒。“堆花酒”是宋代江西庐陵（今吉安市）敬献朝廷的贡品。在南宋德祐年间，文天祥受命为宰相，上任临别时乡亲们夹道欢送以堆花酒相赠。文天祥带上了很多当地的堆花名酒到京城。入朝后，皇帝设御宴招待他，席间他拿出堆花酒让皇帝和文武百官一同畅饮，君臣交口称赞为“玉液冰清堆花香”。从此以后，庐陵官员岁岁进贡堆花酒。堆花酒至今在江南，特别是在江西享有盛名。当今在吉安一带还广为流传一副对联：“三千进士贯华夏，一壶堆花醉江南”。古庐陵人杰地灵，文风鼎盛，曾出一批像欧阳修、解缙、杨万里、文天祥这样的文化名人。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曾出了三千余名进士，几乎个个青史有名，故“三千进士贯华夏”。“堆花酒”从宋以后驰名江南，江南人时常开瓶醉饮，故“一壶堆花醉江南”。
还有皇帝欣赏的、皇宫中使用的宫灯也是颇具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如河北藁城的宫灯闻名全国。相传它始于东汉，是古人用纱罩灯衍变而来的。此宫灯精美复杂的的制作技术一直在民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藁城，正值正月十五，看见老百姓家家门前红灯高挂，喜气洋洋，随即让随从带回宫廷，年年成为贡品，藁城宫灯从此名声大振，文化的含金量日益大增。
中国贡品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谈不胜谈，数不胜数，写不胜写。几乎每一种贡品都可以写出一篇生动丰富的故事和文章。以上几例，只可以起到“一滴水观其大海”“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三、保护传承迫在眉睫
数千年的贡品文化的保护传承是一项艰巨任务。特别是那些精美而复杂的手工艺品有不少濒危消亡，保护传承工作更是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必须把保护传承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摆在重要位置。我认为，要做好贡品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必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提高认识，克服误解。有些人，特别是有的党政领导同志认为贡品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专供帝王将相享受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帝王将相也不存在了，没必要再去保护它。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你不能只看贡品是帝王将相享受的一面，更要看到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面。贡品的生产、加工、制作等都倾注和凝结着历代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汗水、聪明和智慧。如皇帝穿的龙袍，明清故宫内的红木古典家具、木雕和宫殿所用的金砖大多都是苏州民间艺人和工匠的杰作，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价值。贡品是农耕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深深蕴藏着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艺术技能。帝王将相只是贡品的享受着，劳动人民是贡品和贡品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我们要保护和传承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享受，不是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而是优秀的、有价值的贡品文化和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中华文化是儒释道文化和众多地域文化、众多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说到底贡品文化是中华文化名副其实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当好好保护和传承。
二是摸清家底，注册登记。贡品和贡品文化历史太长，品种太多，分布太广，而且经历朝代又太多，要保护传承应先把家底搞清楚，那些省市、哪些地方、哪些朝代曾有过那些贡品，哪些是已消亡的，哪些仍还存活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哪些传承人还健在，他们在传承中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等等，都需要全国各地进行普查，进行登记。这样保护起来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还可分清楚轻重缓急。这项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任务艰巨而繁重，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首先需要的是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广大民营企业家的积极参与。
三是传承有序，薪火不断。贡品文化，特别是珍贵贡品的加工和手工艺品制作，都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保护贡品文化，如同保护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首要的还保护那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鲜活的存在和活态的传承。光印在书本上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必须靠传承人来具体操作传承。倘若传承人一中断，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会消亡。所以应下力量搞清楚每一项贡品的传承人，对他们进行精心的保护，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为他们排难解忧以解决他们有关的实际困难，让他们一方面传承古代的优秀贡品文化，一方面培养下一代的新的传承人。使每一个传承人都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四是形成产业，帝物民享。我国有不少贡品，特别是至今还存活的贡品是可以形成产业，进入市场，进入千家万户，以做到帝物民享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可以做到的。如古代贡品景德镇瓷器，浙江的黄杨木雕，河北曲阳的石雕，河南洛阳的唐三彩和牡丹花卉，苏绣、蜀绣、湘绣、卡绣，龙井、大红袍、信阳毛尖、白茶及古井贡酒，堆花酒等都已经形成产业，而且都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都是品牌产品而供社会上广大平民百姓享用的。我国古代贡品形成产业的潜力还很大，有相当一部分尚须挖掘和开发利用。有眼光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开发这个产业和占领这个市场。
五是研究传播、扩大影响。我国贡品文化的研究、传播任务也十分繁重。近百年来，专门研究贡品文化的人为数不多。近些年来，倒是有些专家学者在专心研究贡品文化，已出现可喜势头，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些有志之士的，有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已积极投入此项工作，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副会长、上海著名民营企业家阮菊明先生早在五年前就着手中国贡品文化城的建立和组织国内一批专家学者搞贡品文化的研究，他主编了百余万字的《中国贡品文化》一书，为我国贡品文化的研究传播，传承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要调动全国的专家学者，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全面地、深入地研究贡品文化。可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创作改编为电视剧，文献资料片和利用网络等手段和工具广泛宣传。
保护研究、开发利用贡品文化的艰巨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要好好研究和传播贡品文化遗产，精心保护和传承贡品文化遗产，充分开发和利用贡品文化遗产，牢牢把守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文：赵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