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仲先生是我国当代一位蜚声中外的，诗文书画四艺皆精的，具有高深文化修养和极富创造精神的大艺术家。王学仲先生年近八十，从艺六十余年，著作等身，令人敬佩。六十多年来，他以远大的抱负，惊人的才华，坚强的毅力，在文艺园地里潜心治学，辛勤耕耘，在艺术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辛探索，奋力攀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建了黾学学派，对继承、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丰富发展我国的书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将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王学仲笔名夜泊，原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天津大学教授、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等职。他1925年10月23日出生于山东滕县（现为滕州）的一个书香墨海之家。滕县与曲阜近在咫尺，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是墨子的故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王学仲祖籍琅玡郡（现为临沂市），其远祖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同属王氏一脉。其曾祖王启方是清末秀才，能诗善书，苦学“二王”，精研唐人虞世南夫子庙堂碑，父亲王安履专攻魏碑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王学仲在文化底蕴极深的齐鲁大地和这样一个书法世家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五岁学写字，六岁学画画，七岁上学读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王学仲从小喜爱读书，酷爱书画，黾勉勤苦，好学上进，非同一般，颇得家人之厚爱。

王学仲在十几岁时，常随其父到曲阜、泰山、邹县等地访碑问古，搜奇揽胜，心慕手记，眼界大开，积累了大量的碑帖资料，为其后来书法的学习、研究和创作奠定了牢固的根基。1942年（17岁）他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专学书画，成绩名列前茅。1949年应徐悲鸿先生之邀入国立北平艺专墨画科，1950年（25岁）入中央美院绘画系学习油画，1953年（28岁）毕业分配到天津大学任教。他三度进京，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美术院校学习，受到了正规的艺术教育和严格的科班训练，得到了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庚容、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黄钧等人的传授指点，艺事日进，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他曾自刻两枚印章：“美院三度”、“刺股十年”。徐悲鸿先生独具慧眼，认为他将来必成大才，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这是何等高的评价！王学仲没有辜负恩师徐悲鸿先生的期望，终于成为艺术大家。综观王学仲先生的成才之路是：家学加科班，勤奋加天分。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卓有成就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位思想家。王学仲就是如此，王学仲从艺六十余年来，一直有着坚定的艺术思想，正确的艺术理论和崇高的美学追求。他一直主张诗文书画的创作和发展要做到“四我”和具有“四感”即“根植于民族土壤，放眼于当代意识。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和“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一直要求“做一个现代文人画家就必须具有现代人类的思想高度，要有美化陶冶众生之心的使命感，以及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的情感意识”，应该“尽是民情上笔端”，“书存山岳气，画冶众人心”。一直强调，以我为主，中西融合，即“东学西渐，欧风汉骨”，“西洋为风、东洋为鉴”，“中学为骨”，“西学为饰”。一再提倡“三自一越”的大胆创新，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他时常告诫别人“字必己出”，“我画我画”，“我画无定势，一画一翻新，不畏识者少，但扫眼前陈”。他一直认为，诗文书画，四位一体，四艺一家，相得益彩，相辅相成，相互渗透。“诗从文出，而书又从诗出，画又从诗文书法出之”，“诗人未必是一个画家。作为画家他必须首先是一个诗人。这并非说画家一定要作诗，而是说他的画中应有诗”，这是何等深刻的见解！他还提出“艺术有优美和壮美二种；无法说壮美是美的，优美是不美的；也无法说优美是美的，壮美是不美的。我写出大字则喜宽厚、雄强而凝重，小字特喜清秀、妩媚而多姿”。他认为两种美学风格都是美，都是艺术，都必须同时存在，这就为艺术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要。王学仲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他已出版《夜泊画集》、《书法举要》、《王学仲文艺论集》、《王学书法论集》、《王学仲美术论集》、《王学仲散文集》、《王学仲诗词选》、《黾勉集》等等都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夺人的艺术魅力。因为这些著作无一不是在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追求指导下而创作和书写的。正确的创作实践来源于正确的艺术思想的指导。没有正确的艺术思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创作实践。

王学仲先生古典文学基础扎实，诗、词、曲、赋造诣很深，常以写诗填词作赋为其乐事，他虽“余事为之”，但又“终生以之”。几十年来，诗、词、曲、赋创作未曾间断过，其作品已近二千余首（篇），曾出版过《王学仲诗词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其创作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每一首（篇）都充满着真挚强烈的思想感情，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语言凝炼朴实，明白晓畅，能给人以振奋、鼓舞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的诗、词、曲、赋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咏物、抒情，二是凭吊古人、古物，三是题词、题画。其咏物叙事抒情诗，感情澎湃激越，气势磅礴壮观，胸襟博大不凡。如《辞庐山》一诗：“青云步步出人环，朝夕苍崖陡壁间。肩上诗笺和画稿，担回五岳与三山”。他凭吊古人，描述文物多写骈文，将古代骈文化腐朽为神奇，注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十分精彩，如《吊司马迁墓文》、《长城赋》、《滕州怀古文》、《采石矶吊李白》、《吊李白墓文并序》等，雄视千古，神采飞扬，引人入胜，荡气回肠。

他的题画诗堪称一绝和拿手好戏。他不仅善于画画，更擅长题画。他时常是自画自题，好诗倍出，妙语惊人。如题《江镜》画诗句“乘舟忘却临江镜，错认青峰倒着生”。题《咏梅》诗句：“我爱梅花傲在骨，不因寒蕊吐清香”，又如题《郑板桥集》：“引退潍阳画竹竿，选家吝不入词坛。封疆大吏佚名姓，今日偏爱七品官”。他的题画诗如同清代郑板桥一样，不是对画的注解，而是对画的生发，拓展内容，深化意境，增添文采。

王学仲的散文题材广泛，气象万千，情真意节，意境深远，文笔流畅，亲切自然，家事、国事，大事、小事，谈古论今，说天道地，皆成文章。请读一读《王学仲散文选》你会爱不释手，得到意想不到的魅力和享受。

去年，王学仲先生还出版了一部八十年代写的长篇小说《孔哈》，描写了鲁西南一带浓郁风俗人情和社会生活，语言清新生动，人物活灵活现，内容深沉丰厚，已受到文艺界的广泛关注，谁也不会想到王学仲先生还有创作长篇小说的出奇才能。

王学仲先生的书法艺术是夺目耀眼的明珠，根深叶茂，熠熠闪光。篆、隶、楷、行、草五体兼备，无所不能，无所不工。功力之深厚，气韵之生动，才华之横溢，变化之无穷，心手之双畅，炉火之纯青，已完全从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他的书法作品一笔一自我，一字一变化，一幅一翻新，一碑一面目，从不泥于古人，从不重复自己，时而雄浑博大，时而秀逸多姿；时而苍劲老辣，时而妩媚潇洒；时而古拙雅趣，时而奇巧摇曳；时而碑味浓厚，时而贴气十足；时而大江东去，时而小桥流水；时而雷鸣电闪，时而惠风和畅……，请认真看一看王学仲的书法作品集，请到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和名人墓碑观赏一下他的翰墨，你会油然而生钦佩之意，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慨：王学仲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犹如喷泉，是永远按奈不住的！王学仲的书法艺术世界广阔无边，群星灿烂，使人不遐揽胜，令人拍案叫绝。

有人曾向我提出，王学仲先生的书法创新意识这样强，变化这样大，如此天马行空，究竟还有无法度？我的回答是：王学仲先生法度极严，看似无法实则有法，是有大法，有至法，是“随心所欲，而不逾距”，是万变不离其宗。

王学仲先生出生于琅玡王氏一脉家族的书法世家，五岁学书，而后一直临池不辍。他数十年如一日，至今还象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那样“一日创作，一日临帖”。自幼在其父亲书法家王安履的精心指导下，继承家学，专攻“二王”，从小楷入手苦练《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十三行》，临习百遍不厌其烦。据说，王先生至今还能将这些名帖背临下来，一字不漏，一笔不差，叫你真假难辨。在练成小楷之后，他又聚精会神地长时间地苦练了魏碑。写魏碑是他父亲的专长。因此，书写魏碑得其家传，进步更快，他对《张猛龙》、《张黑女》、《郑文公》、《龙门二十品》、《爨宝子》、《爨龙颜》等名碑的临习时常不计寒署，通宵达旦。而后，他又苦学汉隶，对《张迁》、《乙瑛》、《史晨》、《礼器》等名碑和名胜之地的摩崖石刻，及汉魏以来的经书、经卷爱不释手，心慕手追，常临不懈，从而打下了坚实深厚的书法基础，掌握了极为严格的法度。王学仲学书其得天独厚条件，无与伦比，一是家学，二是环境，三是勤奋，四是天分。其四者缺一不可，但我认为勤奋还是第一位的。因为“纸上一幅字，十分八分钟，背后几十年，苦练出硬功”。我们从王学仲先生的书法艺术实践中可以看出，学书之道，功力越深，才气越大，学养越厚，进入自由王国成其大才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学仲先生对书法理论也有其相当深刻的研究。一位大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常常取决于他对书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书法理论的广度决定其探索的角度，书法理论的深度决定其创新的力度和成就的高度。王学仲先生向来重视理论研究，他一边从事作品的创作，一边从事理论的研究。他的理论研究工作与一般书法理论家的研究工作有所不同。他是在长期从事书法实践和掌握大量碑帖资料的基础上从事艰苦深入的探索研究工作的。他撰写书法论文有上百篇，已出版《王学仲书法论集》。他对中国书法的见解极为深刻精到，高人一筹，出手不凡。我认为，他的书法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但其突出贡献是“碑、帖、经书分三派论”和“笔墨四象”说。

王学仲先生有一篇非常有独特创见的《碑、帖、经书分三派论》的文章，明确提出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碑学、帖学、经书三大流派长期并存。这三大流派成为三大支柱，构筑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巍巍宝塔，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清代以前，我国书法界一直是重帖轻碑，尊帖抑碑，对碑书不屑一顾，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自清人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写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艺舟双辑》、《广艺舟双辑》著作后，碑学为世人所公认。从此碑、帖共荣，争奇斗艳。王学仲先生以实地艰苦调研和文献考查，旗帜鲜明地提出，碑、帖之外还要增加经派书学之说，从此书分三派之说日益深入人心。王学仲先生提出的这一学说决非浪漫式地臆想，而是有其事实根据的。王学仲先生对经派书法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分布区域，历史作用都进行了长期的考察和思考。他认为经派书法与碑帖都来自汉简，同出一源。经书最早产生于东汉抄写经书的书法，鼎盛于魏晋南北朝，衰落于隋唐时期，有着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历史。有人也曾认为，碑、帖应包括经书，何必再单独摘出来呢？其实不然。实际上经书与碑、帖有明显不同。一是书写内容不同。经书所写均为佛教经典。二是书写作者不同。其作者主要是僧侣、信士，其中也同样有造谐极深的书法大家。三是书写风格不同。经书不同于儒家的刚健强劲，也不同于道家的飘逸风流，它多是摩崖刻石，多是舒缓的线条，平稳的转折，具有舒展自然的空灵之感和恢宏气势，僧侣和写经生直接以山崖为纸随手写成，它无雕饰，与大自然相融合，有山野气而无世俗气，以形成出世的禅经书风。王学仲先生还将其区域分布归纳为九大刻石，即铁山摩崖、葛山摩崖、岗山摩崖、尖山摩崖、泰山经石峪、伹来山摩崖、水牛山石经、响堂山摩崖、唐邕石经刻石。自经书学说提出后，访其九大刻石者日益增多。

王学仲先生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有着清醒的认识、独到的理解和精僻的论述，其书法理论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八十年代初，他就发表了《漫话书法的形象性》和《笔墨四象》的重要文章。他一向不赞成“书法等于写字”的说法，但他又反对脱离汉字这一载体的做法。他强调，书法既不能脱离文字的形象性，又要摆脱文字的羁伴的规定性。他要求将意象与形象要有机统一。他说：“书法是东方美学观念的独特体现，是以点画为基础的抒写形象和意象，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结构，则书法将混同于绘画，而难以求异分疆了”。这就明确告诉大家，汉字是书法的基础。书法不管怎样发展永远要守住不脱离汉字这一原则。但王学仲毕竟是艺术大家，他长期以来思考更多更深层的是书法的“四象”学说。他在“笔墨四象”一文中，正式提出书法艺术要有四象，即“意象、空象、色象和气象”。照他看来，意象就是书家在生活中激发出的不同思想感情；空象就是每字、每行、每幅作品之间的空白，对其要进行大胆开拓和组合；色象就是尽量避免墨色单一，可随之浓、淡、干、湿发挥笔情墨趣；气象就是个人的气质、风度、人品、秉赋等，要把每个人这些特点写出来，力求做到字如其人。只有坚持实现了“四象”说，才能做书家而不做书奴。强调“四象”实质上就是强调书法的个性、情感和艺术性。王学仲先生认为“我国现代书法的困惑，就在于对书法本体的认识的混乱”。搞清了书法的本体，混乱迷茫现象则迎刃而解。

王学仲先生是我国画坛上的铁笔圣手和一大奇才。他长期深入地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借鉴了西洋画的有益东西，自觉地将诗、书、画熔为一炉，大胆革新，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新文人画派，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王学仲青年时代三度进京到美院的科班学习、深造，受业于徐悲鸿、黄宾虹等艺术大家，使其终生受益。他具有坚实的艺术功力，出色的艺术才华，深厚的学养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成为我国当代一位实为难得的新文人画画家。他的作品继往开来，学贯中西，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画风奇崛，雄浑博大，苍凉厚重，品位高贵，意境深遂，独出心裁，独具特色，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强烈的民族精神，显著的时代意识，极深的文化底蕴。他的一张画就是一本书，就是一种精神，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艺术享受。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著名画家米哈依洛维奇深有感触地说：“看到王先生的画，就像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就像听到中国国歌一样，使人心情振奋与快感。先生真可称当代大师！”凡到过滕州王学仲艺术馆和看过2001年8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王学仲画展”的人，谁也不会感到这位俄罗斯美协主席的评价过份。

王学仲先生创作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怀思》、表现大自然万物情趣的《垂杨饮马》、表现祖国大好河山的《江镜》以及针砭时蔽的《真假包公》等作品堪称一代杰作，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怀思》创作于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一老一少来到天安门广场，穆然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纵横交错的树丛中，表现出了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不尽哀思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想情绪。《垂杨饮马》描绘的是春光明媚，杨柳依依，溪水清彻，一匹匹无缰无羁的骏马，临溪而饮，倒影河川，生机盎然。《江镜》画的是桂林漓江，山在水中央，舟在水中行，轻舟数点，独往独来，作者题诗二句：“乘舟忘却临江镜，错认青峰倒着生”。这些作品构思新颖巧妙，内容丰富深刻，魅力浓厚无穷。其独辟蹊径的创新本领和咄咄逼人的才气、学养非艺术大家不能莫属。

王学仲先生是个大文人，他擅画文人画，也自然属于文人画。他对中国文人画情有独钟，是一位出色的继承者，更是一位奋力的开拓者。

中国画历来有文人画、院画、画工画之分，文人画当属品位最高，难度最大，生命力最强，令人望尘莫及。中国的文人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名人倍出，世代相传。它创立于晋唐，盛行于两宋，成熟于元、明，辉煌于清朝，演进于民国，迭起于当代。晋代的顾恺之、嵇康、陶弘景，唐代的王维、王墨、张璪，宋代的苏轼、米芾，元代的赵孟頫、黄公望，明代的文征明、董其昌、徐渭，清代的石涛、八大、郑板桥、金冬心、吴昌硕，民国时期的陈师曾、丰子凯、黄宾虹等人均为著名而传世的文人画家，他们既是文学家、学者又是画家、书法家。现代文人画家当首推王学仲先生，他既建立了“现代文人画”的理论体系和审美构架，又在绘画实践中身体力行，从理论和实体的结合上赋予了古代文人画的鲜活内容，将我国古代文人画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文人画家历来受人尊重，受人仰慕，因为成为一个合格的文人画家，并非容易之事，是有其严格标准和条件的。二十世纪初，著名文人画家陈师曾在《文人画价值》一书中指出，文人画必须具备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任何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性质，含有文人趣味”。文人画要求画家的综合素质极高，极全面，不是任何人所能具备的。综观王学仲先生的书画理论、创作实践和德、识、才、学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说，他是一位完善而出色的，德才兼备的典型的文人画家，当属我国当代新文人画的一面旗帜。

王学仲先生已年逾古稀。他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昌盛，为中国诗文书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奋斗了一生，艺德高尚，胸襟宽广，铮铮傲骨，热血一腔，才华横溢，成就辉煌，誉满中外，世人赞扬。我们大家读他的诗，看他的文，赏他的画，观他的书，令人倍加敬仰和向往。他是学者，又是长者；是诗人，又是作家；是书家，又是画家；是榜样，又是力量。

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不少追星族，形成追星热“，什么歌星、影星、体育明星，追不胜追，热不胜热。我认为，王学仲先生是诗文书画界的一大明星，应有众多人来追。追追王学仲这样大星，使其群星灿烂；拥抱一下王学仲这棵大树使其绿色满园；读读王学仲的著作，使其春风扑面。我们要认识王学仲，敬重王学仲，研究王学仲，宣传王学仲，学习王学仲，沿着王学仲先生开创的诗文书画艺术道路奋勇向前。（文：赵铁信）